以色列英飞尼迪股权资本管理集团（简称：英飞尼迪）是一家拥有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和以色列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2004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就以其独到的技术加资本的投资策略扶持中国创新创业企业从小做大。他们不仅是中国市场上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更是管理早期项目风险的行家里手。他们将以色列用于投资早期项目的玛雅孵化器和知识产权银行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搬到中国，支撑了英飞尼迪对中国创新创业企业项目的准确判断，也为中国风险投资基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为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英飞尼迪董事总经理胡斌先生
“英飞尼迪的目标是充分利用集团在以色列、中国和北美所拥有的商业网络、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以及创业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中国市场上的领先企业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通过技术加资本相结合的独特商业模式为合作各方创造价值”
英飞尼迪专注于早期创新项目投资
英飞尼迪的投资人看重的是创新创业企业项目的长期回报
记者：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做得非常成功，英飞尼迪自1993年成立以来, 已经投资了几百个项目，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能否对机构的情况做个简单介绍？
胡斌：英飞尼迪成立于1993年，总部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中国区的管理总部在北京中关村(5.88,0.06,1.03%)。英飞尼迪成立早期是在美国硅谷和欧洲做风险投资项目，2004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跨境基金管理集团，旗下有17支基金，直接和间接管理着超过百亿人民币的资产。英飞尼迪的目标是充分利用集团在以色列、中国和北美所拥有的商业网络、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以及创业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中国市场上的领先企业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通过技术加资本相结合的独特商业模式为合作各方创造价值。
记者：与其他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比较，英飞尼迪有哪些优势？
胡斌：英飞尼迪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以两国政府的有力支持，推动了基金合作模式的创新。2007年，中以之间基金合作模式的创新，获得了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和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肯定；2004年，英飞尼迪与苏州工业园合作成立了第一家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业投资基金Infinity CSVC，这支风险投资基金共完成了两个中国本土企业投资项目和四个收购海外资产投资项目。
第二，英飞尼迪的投资者队伍不仅实力强而且理念先进。英飞尼迪在以色列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是IDB集团，该集团是以色列最大的多元化产业集团，为以色列国家GDP的贡献占比12%；在中国，基金的核心投资者是国家开发银行。2007年英飞尼迪与国家开发银行和IDB集团合作建立一支3亿美元的专注于中国市场的中以基金，这是一支中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合作的主权基金Infinity I-China Fund。至今完成了14个投资项目。
第三，英飞尼迪的投资和管理团队在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并购、战略规划、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法律、财务等领域经验丰富，核心团队成员遍布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的香港、上海、苏州和美国的纽约。
第四，在投资过程中，除资金外，更为独到之处是整合国内外资源，积极为旗下投资企业引入专利技术、管理、市场和投资者。英飞尼迪主要关注的领域为那些在欧美特别是以色列拥有诸多先进工艺和技术并且能够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之间创造协同互利的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和通信、新材料、清洁技术、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安防技术和互联网等。
第五，英飞尼迪通过一系列投资活动加强中以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促进以色列先进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同时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并购资产和资源，获取高新技术和国际市场，推进在中以两国之间建立和谐合作的友好关系。
记者：目前英飞尼迪管理的资产有多大？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各占多少？基金的存续周期是多长？
胡斌：截至目前，英飞尼迪管理的资产超过了百亿人民币。我们管理的基金中，有五支美元基金，但其中的三支基金已经关闭了，目前还剩下两支美元基金，其中一支已经投完，正在管理，另一支正在投资。我们管理的人民币基金有15支，是在中国的所有外资基金中拥有最多数量人民币基金的风险投资机构，而且这一数量还在扩展。我们目前管理的中外基金总数是17支。说到我们管理的基金的存续期，有的5+2是7年，一般是7+2，也就是9年，美元基金更长些，是9+2，11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投资人主要是机构投资人或政府，没有个人投资者。作为机构投资人或政府，他们更看重的是长期回报，而不是短期回报。英飞尼迪对选择投资人是有自己一套标准的，我们很看重投资人的理念是否与我们一致。在这方面我们与投资者沟通很好，投资者在投资理念、投资策略上都能与我们达成共识，不追求短期利益。英飞尼迪从1993年成立至今，经历过1998年、2002年、2008年三次世界金融危机，但是，总体平均收益超过36%。从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000多家投资机构里，全美排名前25名的基金的回报率10年平均大概是25%。这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哪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10年能达到20%以上回报的话，就证明它的运作是非常健康的。
英飞尼迪的投资策略很特别
技术加资本，是英飞尼迪最独到的商业模式
记者：英飞尼迪技术加资本的投资策略很有点儿独树一帜的感觉，能否具体谈谈？
胡斌：一般来说，私募股权基金做财务投资，很难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英飞尼迪利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优势，不仅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我们关注的企业在技术层面上究竟处于中国国内乃至世界的哪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利用英飞尼迪强大的技术背景，为企业转型升级，进而跻身世界领先地位提供有力的技术输入。与很多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不同的是，英飞尼迪在以色列拥有专门的科学家团队，英飞尼迪的海外合伙人中，许多都是科学家出身,像我们的创始人Amir Gal-Or先生就出生于科学家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和材料科学家,自己也是创业家,对技术和企业管理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解，在过去几年中就领导了四次IPO，12次并购和八次策略联盟交易。而且，英飞尼迪还能充分利用犹太民族的网络和力量，与植根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提升全球化基础运营管理的技能，获取高价值的技术资源和专利知识，进一步促进企业和当地区域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已投资的数百个项目积累的丰富经验、全球庞大的犹太商业网络支持，以及先进的高新技术资源,支持中国企业挖掘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国际高精尖技术资源与新兴产业资源嫁接的可行性，通过投资运作，将以色列和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优势与中国新兴产业优势相结合，为中国各地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挥推动作用。
记者：英飞尼迪的项目投资遴选原则是不是也围绕着英飞尼迪的优势和中国政府重点扶持领域展开？
胡斌：是的。首先，我们投资遴选的项目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十二五”规划重点关注的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项目。第二，由于我们是风险投资基金，所以，我们对项目的技术引进凭借的是以色列以及英飞尼迪的网络在该领域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第三，在评判项目时，由英飞尼迪在该领域项目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和技术专家断案。第四，所遴选的项目，在行业领域存在着“走出去”的机会，与英飞尼迪的战略优势有一定程度的契合。
记者：那么，英飞尼迪在中国的重点投资领域有哪些？这些领域是否与以色列优势技术发生直接关系？
胡斌：英飞尼迪的投资领域是依据以色列科学家掌握的优势领域和优势技术圈定的，主要包括七大类：第一大类是现代农业。在这一领域，以色列位居全球领先的技术包括已在以色列80%的土地上采用的滴灌技术，以及在种子、温室、生物杀虫、乳业和鲜花种植等领域中的全球领先技术和经验。
第二大类是生物技术和医药医疗。在这一领域，以色列技术的全球领先性表现在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35%的研究项目集中于生命科学领域；人均生物技术专利量排名全球第四。
第三大类是节能环保和水处理行业。由于以色列水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对节能环保非常重视，在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等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拥有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处理厂；在垃圾处理、智能电网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第四大类是新材料和新能源行业。在以色列，从事纳米技术研发的公司超过75家，全国主要大学均有纳米研究项目。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以色列在新能源领域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居全球领先地位，在新能源利用方面以色列是太阳能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大类是TMT领域。在这一领域，以色列拥有领先的技术和企业，英特尔[微博]的全球研发中心就设在以色列。以色列TMT领域的科技企业也是在美国纳斯达克[微博]上市最多的公司。
第六大类是安防行业。在这一领域，以色列强大的、世界一流的国土安全防卫军事技术为民用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大类是高端设备制造行业。在以色列，人均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 每万名工人中就有140名科学家或工程师，是美国的两倍。巴菲特投资的以色列伊斯卡是全球第二大工具制造商。
记者：英飞尼迪引进的高新技术给中国企业创造了多大的产值？
胡斌：我没有统计技术带来了多大的产值和收入，但我们投资的几乎所有项目都含有一流的技术，不管是我们把技术卖给企业、引进技术或者是把技术带到国外去。我们曾经把一家在以色列濒临倒闭的高科技公司购买后引进中国，与中国市场的结合让该企业焕发生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该细分领域居中国国内老大、世界老二的大公司，带动了园区上下游产业链的迅猛发展，从而为地方经济产业转型、GDP和就业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英飞尼迪与全世界2000多家跨国高科技公司都有业务上的合作，所以说，技术是我们的主要核心优势之一。技术加资本就成为有别于其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特色。
记者：与以色列相比，您认为中国企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胡斌：在投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以往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问题，向新兴产业转移是一个趋势。但很多企业又缺乏内生动力，也就是技术创新驱动力，因为企业做到这一步是需要有核心技术的，而这些核心技术的关键部分又都掌握在西方企业手里。在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技术性公司，他们人不多，少则几个人，多则一二十个人，但却掌握了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某一个关键零部件或关键技术。当我们带着中国企业去交流访谈时，这些中国企业都会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技术如此牛、知名度如此高的公司应该很大，但他们的办公室却很小甚至很旧，而且就那么几个人。以色列国度很小，没有大市场。这就产生了一个好机会，那就是利用我们的优势，把以色列的领先技术引进到中国市场来应用，为中国企业转型提供内生动力。我认为，作为中国企业一定要清楚自身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如果没有内在创新的核心推动力，企业的技术含金量就会相对比较低，一旦将来有同业跨国公司进来，竞争力就可能会下降，甚至在几年之后会由于技术的变化，使企业彻底失去竞争力。
记者：投资企业您们主要看重企业的是什么？
胡斌：除了和其他投资基金一样看企业的财务指标外，同时更看重企业的成长性、团队、产品、市场需求、行业空间等等，而且我们更关注的是企业目前所依赖的技术专利在全球范围是否有竞争力，面对跨国公司的时候是否有竞争力。如果没有，即使企业现在表现很好，也可能会被我们排除在外。很多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推动企业上市的目标出发，就看企业这三年或者过去几年的业绩，而不看企业上市对企业未来发展是否有什么帮助，结果是中国创业板上出现了很多企业上市后业绩大变脸和发展缓慢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记者：作为风险投资基金，您们是怎么运用技术加资本的模式，为中国企业创造核心竞争力价值的？
胡斌：我们在苏州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案例，这家企业叫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做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起初这只是以色列的一家小公司，虽然它研究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但在以色列建成半导体设备工厂后没有找到市场。我们发现后，就出资把这家以色列公司全部买下，包括它的专利技术、人员、工厂生产设备等，然后把它搬到苏州中新工业园区，并与苏州中心工业园区管委会合作，政府提供土地、厂房，我们从零开始，从盖工厂，到聘CEO、CFO、总经理。以色列的人员，包括创始人都只负责研发、技术方面，不参与经营。从2005开始到2011年，这个企业已成长为该行业中国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的企业，由于它的带动，周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半导体相关产业链。有趣的是，建厂后的第二年，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来买这个技术，于是，我们就将这个技术在美国的使用权卖给了这家美国公司，但保留了在其他国家的使用权。仅靠这一笔技术授权转让费，我们就基本上收回了当年购买以色列公司的投资成本。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从这个项目退出，但仅从原始投资来估算，投资回报率一定会非常丰厚。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时间很长，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再到上市完全退出那就是得八、九年的功夫，但我们喜欢做这种长期投资的事情。
记者：您们是怎样退出项目的？也是通过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后退出吗？
胡斌：对我们投资的企业，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IPO上市退出，这只是退出方式之一，我们大部分投资项目还是以一种兼并、股权转让、重组的方式把我们持有的企业股份转让给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或跨国公司。目前英飞尼迪作为致力于推动中国-以色列商业往来的重要桥梁，主要投资于创新型以色列技术公司和与其具有协同效应的中国公司，并购退出是我们退出的主要渠道。
英飞尼迪有两个看家法宝
玛雅孵化器和知识产权银行，支撑了英飞尼迪对早期项目的正确判断
记者：中国本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便是风险投资基金，也很少有做早期项目投资的。英飞尼迪自成立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而且总体平均收益在36%以上。您们是靠什么控制风险的？
胡斌：首先,我们有自己的孵化器，其中最大的孵化器集团叫玛雅孵化器，是针对早期阶段企业进行投资的技术孵化器。玛雅孵化器是英飞尼迪集团总裁高哲铭（Amir Gal-Or）先生参与创建，一手培育，并最终在2005年成为第一个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孵化器。玛雅孵化器100%持有Omer Incubator（欧曼孵化器），其中有21家活跃公司，七家仍处于孵化器，一家已经公开上市；持有Sde-Boker Incubator（SDE-博克孵化器）99%的股份，其中有17家公司，10家尚处于孵化期；持有Dimona Incubator（迪莫纳孵化器）80%的股份，其中有17家活跃公司，七家尚处于孵化期；持有Capital Point（资本点）23.55%的股份，其下辖Ofakim Incubator（Ofakim孵化器）和Katzrin Incubator（卡茨村孵化器）；持有Technoplus Ventures （Technoplus风险投资公司）11.35%的股份，其拥有15家活跃公司。其次在玛雅孵化器集团中，每年都有几十家企业被孵化出来，至今为止已经孵化了近百家企业，其中很多孵化成功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纳斯达克和以色列的上市公司，但我们一直没有抛售这家孵化器公司的股票，原因是我们跟他们业务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强，他们能给予我们很大的技术支持，我们也能把他们的技术引进中国。目前，我们在中国哈尔滨也管理了一家自己的孵化器。
记者：玛雅孵化器专注于怎样的企业？是怎么帮助初创企业成长的？
胡斌：玛雅孵化器专注于创建新的技术公司、帮助他们建立品牌、进行营销推广。同时，由于玛雅孵化器理解企业的需求，并且能够手把手地帮助创业者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来增强自身的业务强项，同时充分利用潜在市场。技术型创业企业通过加入玛雅孵化器，可以获得财务投资、业务工具和支持服务等帮助，而且还可以与以色列工业和贸易部下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合作。玛雅孵化器在企业创立初期就开始进行投资，不仅为新创企业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使创业企业明白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可以获得必要的支持。玛雅孵化器还可以为其投资的企业在后来的几轮投资中，提供财务资源，进行再投资。
记者：能否举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孵化案例？
胡斌：就讲一个发生在北京中关村的案例吧。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毕业的两位博士在工作中发现和计算了超越现有企业级固态硬盘存储技术的算法。我们与他们接触后，感觉他们的项目很不错，就把他们请到以色列做实验，让他们跟国际上最顶尖的科学项目交流。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从科学家那里获得了对这个高速存储技术的准确评价和比较正面的结论。从以色列回来之后，我们就跟中关村管委会共同商量，怎样支持他们。我们把这两个博士生请到英飞尼迪北京办公室，给他们一间工作室，两台电脑，就在身边孵化了。两个月后，我们鉴定了他们做出的东西是可行的，于是在今年4月跟他们签了投资协议，并联合中关村创投共同完成了对他们的2000万人民币风险投资。一笔风险投资后，他们成立了北京忆恒创源科技有限公司，搬进写字楼。由于他们是我们孵化的企业，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联合中关村创投一起对他们进行了从融资、人事、技术、财务、市场乃至办公地等全方位的帮助和孵化工作，助力这家孵化创业企业可以继续其知识产权的研发和工业化，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形成超过20项的IP网络体系，保持其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并促成这一原创技术产品的产业化。目前该公司在进行样品测试、市场推广和小量销售工作，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
记者：这个案例听上去挺振奋人心的，技术很领先，但走向产业化，还需要继续孵化，其过程会很辛苦，这对您们而言极具挑战性。
胡斌：是的。孵化期会很长，这也是我们的投资周期为什么会长达九年的原因。在孵化期期间，我们会按照英飞尼迪独特的培育模式，紧密跟踪我们孵化的企业，帮助他们拓展业务，联络投资人和咨询技术专家，帮助他们开拓市场，促进产品的商业化发展。
记者：除了玛雅孵化器，我们了解到您们还有一个知识产权银行，这对您们锁定技术的先进性，控制早期项目的风险应该和孵化器一样重要吧？
胡斌：是的。除玛雅孵化器外，我们还有自己的IP Bank，即知识产权银行，它是技术交易基金，负责为以色列在中国市场寻找企业和技术。我们在全球市场去发现、评估、购买某个产业亟需的高新技术，然后在中国国内成立合资公司或者根据企业状况再授权或卖给他们。如果一个企业是大公司，自己能够研发，在研发过程中正好遇到了技术难点，就可以用合理的价格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有些企业希望以技术入股，同时还希望我们的资本，有时候，我们也会联合其他基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记者：那您们怎么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您们的着眼点在哪儿？
胡斌：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我们有自己的海外科学家团队，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银行。这些核心优势可以使我们的判断变得更准确。从风险投资角度而言，我们并不看重企业目前的营业收入。像我们孵化的项目，他们什么都没有，连产品都没有，就是一个想法，这样的项目风险确实比较高，所以，很多投资基金不敢碰，原因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背后也没有这样的团队。我们有，在我们后面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储备和科学家团队的支持，所以我们敢做这种风险投资的事情。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成就一个优秀的风险投资公司，其背后的技术支持、行业背景、专家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是空有其名，根本就做不了。
胡斌：是的。为什么很多号称做风投的基金做不了早期项目？就因为背后没有这样的支持，他们只能靠看产业数据、营业收入、市场占有率来判断企业，规避风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2010年5月，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和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设立了中以智库（苏州）有限公司，这对英飞尼迪推进孵化器与知识产权银行在中国的落地，推进中国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和中国产业升级，是具有引领意义的。能否对中以智库做一下介绍？
胡斌：中以智库成立的主要宗旨是发现和识别以色列、美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创新、成熟、同时在中国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应用价值的专利技术。通过已被市场证实的先进技术以及沉默知识产权的发现和引进，使中国企业获得巨大竞争力和快速成长，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转型，提升地方产业的科技水平，促进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快速转变。我们通过携手苏州工业园区政府与合作伙伴建立了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知识产权平台，进而创造、实现价值，同时使股东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以智库已经运作了三个跟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项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和英飞尼迪一起成为由其创办的以色列最大的上市孵化器玛雅创投（Mayyan Ventures）的实际控制人。玛雅创投有近40~50家孵化企业，其孵化项目集中了以色列在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软件、通信、新材料、安防、清洁环保等尖端科技。这一投资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不仅意味着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家“走出去”政策的导向下，敢于突破传统模式，率先在国外先进科技的上游即原创研发层面展开布局，也意味着与此同时，玛雅孵化器也将把苏州工业园区作为结合中国市场进行项目产业化的首选基地，对苏州工业园区着重推动的自主创新为主的产业升级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国际协作氛围。
记者：您接触了这么多案子，您感觉中国企业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胡斌：我觉得中国企业当中有很多企业家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和行业运作经验都非常自信，但是,他们往往很少关注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战略问题，有时候缺乏站在国际视野下对自己优势和劣势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对技术的走向和发展缺乏前瞻性。有些企业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制订了战略，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缺乏战略，或者其战略层面不够高，因为全球化角度的公司的治理和财务的规划还是很难的。
记者：英飞尼迪能够给被投资企业带来战略上的一种提升吗？
胡斌：这是肯定的。我们的投资介入后，肯定会在企业的战略、治理结构、财务规划等方面帮助企业改进，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帮助企业去发现他们在整个产业的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升级换代转型的过程中缺乏哪些核心技术，并帮助他们提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就会丧失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英飞尼迪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能不能得到推广？
胡斌：这种模式理论上讲是可以推广的，但实际上很难。因为这是我们许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团队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一个在私募基金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也想转型，因为现在Pre-IPO阶段竞争太激烈，而且好项目想上市，流程太长，排队的企业太多了，企业好也不一定上得去，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打击。他们想往项目早期投资的方向走，但是又没有早前风险投资的经验和团队，在退出利用并购、兼并方式又缺乏渠道，培养和建立团队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很苦闷。
记者：那么，英飞尼迪知识产权银行的形式能否得到推广呢？
胡斌：这个是可以做的。中国政府、企业也在做类似的事，包括成立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公司等，他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并不追求短平快的项目。一个技术从引进到落地再到产业化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只有那些具备长远眼光的机构才可能愿意做这样的事。
此外，我们也发现，以往VC行业PE化，前端后期化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有一些做PE的人，又想VC化了。VC行业的人又想往更前端去找项目。但是，这里面还需要投资机构自我评估一下是否与自身的能力相匹配，能否投资成功。投资创业企业早期项目，比投资后期项目的风险概率大得多。虽然有高收益，但也有可能血本无归。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想投资早期项目，但又很难实施的原因。
记者：有专家认为这种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应该是政府的事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斌：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个问题。从政府角度来看，不管企业处在前端还是后端，政府都有义务去支持他们，扶持他们。而且对于前端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比较早期的种子企业、孵化企业，政府是有相关扶持政策的，而且也拿出了一部分资金投资这样的企业。但是，怎么去做却是最困难的，我们看到的最终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这也与我们中国国内的财政管理体制或者国资管理体制有关，因为是国有资产，所以投资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再加上激励机制没有实现，所以促使了现在很少有投资早期企业的局面。我认为，改变目前的状况，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可以把资金委托给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管理机构来管理，并签订激励办法。这样做，一来可以调动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二来我们也承担了风险。所以政府引导基金的出台是有好处的，政府与投资机构合作也是不错的选择。在美国、意大利、以色列，政府也会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设立引导基金，而且只要投资机构申请，政府一般都会批准。如果一旦投资失败，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机构都会损失一部分资金，这就形成了约束机制，对于管理人而言，不仅有压力也有动力。
